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春蚕》《林家铺子》《子夜》等经典作品贯穿现当代文学史。他立足时代现实，以文学描摹社会变迁、经济起落与众生命运，文本兼具文学审美与史学价值，问世以来广受研读评析。
长期以来，大众与研究多聚焦其经典著作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而作家生平交游、早期革命履历、文稿细节、新中国成立前后重要履职等边角史料，大多散藏于旧日记、地方档案、私人信札之中，常被忽略。而正是这些隐藏在史料缝隙里的史实，不断丰富、完善着立体完整的茅盾形象，也持续拓展着茅盾研究的纵深空间。
■钟桂松
初识春蚕结缘研究
五六月份的江南，是春蚕结茧、桑事将阑的时节，也是江南富有活力的时候，万物生长，草木葱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茅盾故乡，春蚕时节，满眼春色，我开始读茅盾先生的小说《春蚕》。小说中的老通宝、多多头、阿四、荷花等耳熟能详的文学人物，乌镇一带农村蚕事风俗的历史描写，让我读得津津有味。茅盾作品的亲切和魅力，把我引导到茅盾研究的路上。
四十多年过去了，在阅读茅盾作品过程中，我愈发觉得一个作家，能够精准写出反映时代与经济关系的文学作品，是作家有思想深度的体现。《林家铺子》写出林老板勤劳、精于算计、善于运作的个人魅力，但是在时代潮流中，林老板依然只有破产倒闭一条路。小说《林家铺子》的成功，至今还无人超越。至于《子夜》这样的现代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相关评论早已汗牛充栋。在我看来，读《子夜》，尽可以从不同维度去研究，但它最动人的特质是把资本的力量书写得大气磅礴。民族资本家与买办资本家之间的明枪暗箭，背后是资本的博弈，小说人物赵伯韬、吴荪甫等的纠葛，背后也是资本。一旦失去资本支撑，大家族众叛亲离，小企业顷刻破产。在资本暗线的牵动下，小说的故事变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我们自然会感叹茅盾艺术手法的高超以及对时代把握的深度。我们甚至想追问他经济、金融知识的储备，来自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同样，茅盾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你往哪里跑》《走上岗位》等长篇小说，都是对经济和大时代里人物命运的现实书写。
从《春蚕》到《子夜》，我们读茅盾的小说，往往有一种感觉，茅盾一直站在时代前沿，站在历史高处，才能创作出《子夜》这样时代背景与经济发展完美结合的巅峰之作。
深挖史料钩沉往事
退休以后，我对茅盾的研究成为日常的功课，近年成书便是日积月累的研究所得，从中能够感受到我与茅盾跨越流淌的岁月的缘分。
茅盾与叶圣陶的友谊，是中国文坛的佳话。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圣陶日记》三大本，我读过以后，发现抗战时期叶圣陶的日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日记里提到与茅盾的交往，没有写“茅盾”，而是写“雁冰”。不写“茅盾”，为什么？我想，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况且“茅盾”这个笔名，正是叶圣陶提议，茅盾同意的。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叶圣陶给沈雁冰取名“茅盾”，自己却在抗战时期日记中仍然称他为“雁冰”，茅盾和叶圣陶之间君子之交的友谊，纯粹得深入骨髓。而这，却是大部分读者都不了解和想了解的地方。所以我写了《抗战时期叶圣陶日记里的雁冰》一文。
茅盾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但是，茅盾回忆录里没有写到。我读茅盾1926年在《政治周报》上发表的文章，看到茅盾说自己到苏州去过几天，与那里国共合作时期的同志谈话、座谈，除此之外，茅盾的其他文章、著作中都没有说起此事。为此，我用数年时间陆续收集、研究苏州党史资料与党史人物传记，梳理大革命失败前后苏州党组织的情况，发现苏州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与积极分子，多是茅盾在上海早期革命活动中的旧识。因为地缘政治上，中共建党初期江苏与上海密不可分，所以了解苏州中共地下党活动，可以窥见茅盾早期的政治视野。
早年，读茅盾回忆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茅盾有一个本家“凯叔”沈薰南——茅盾四叔祖的儿子，比茅盾大一岁。因为他的影响，茅盾从湖州的中学转到嘉兴中学。茅盾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凯叔中学毕业到北京的银行工作，他们在北京见面，并一起游览了颐和园。再后来，在回忆录和文章中，茅盾都没有提到凯叔。前年，读阿英先生的书信集时，我偶然发现几封茅盾1949年致阿英先生的佚信，仔细一看，竟然是茅盾为了帮助凯叔后人询问就业问题而致阿英的信，这些信未被收录至《茅盾全集》。
看到这些信以后，我进一步了解到，凯叔是1945年10月在陕西柞水县境内因飞机失事牺牲的。当时茅盾在重庆，女儿沈霞8月20日在延安意外去世，他的心情悲痛到无以复加，对凯叔的意外殉职，来不及安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茅盾夫妇百忙之中到天津看望凯叔遗孀钱氏，得知他们家里几个年轻人都失业在家，就特别托在天津工作的阿英了解是否有适合的工作。这几封信体现了茅盾的人间情怀。
偶然机缘勘误拾遗
人与人交往有缘分，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也有缘分。我的研究中便有一桩趣事，就是茅盾小说《列那和吉地》文末写作时间差错的更正。过去，这篇小说被无数人读过、选编却没人留意文末标注的创作时间地点——“1941年，桂林”。我也是一样，读过无数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细节。
小说文末“1941年，桂林”这个时间，与茅盾创作这篇小说的真实时间，相差整整一年。茅盾到桂林生活是1942年，这篇小说就是1942年在桂林写的。而1941年，茅盾只是从重庆到香港途中路过桂林，只住过一个晚上，怎么可能写出这个小说？显然文末时间是错误的。当时我发现这个错误，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么，这个差错什么时候开始的？于是，我开始查，从最初发表这篇小说的地方查起，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的茅盾作品集里，这篇小说都没有标注“1941年，桂林”。后来我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十卷本《茅盾文集》，小说集未收录这篇小说，直到查到第十卷《茅盾文集》（1961年版），才发现《列那和吉地》这篇小说，原来茅盾把它当成散文，编在散文集里了，而且在文章的后面，第一次署上“1941年，桂林”。此时我才明白，原来是茅盾在编辑文集的时候，补写了这篇作品的创作时间地点。而他当时身为文化部部长，在百忙之中，不慎将1942年写成1941年，以致这个错误六十多年来，没有人发现。六十多年后由我来纠正这处细节，也算是我与小说《列那和吉地》冥冥之中的缘分。
我觉得，茅盾研究是一个富矿，对于有高度、有宽度、有深度、有温度的茅盾一生，我们的研究仅仅是开始。因此，读茅盾的四季是快乐、充实的，茅盾研究的前景是光明灿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