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山下的学海堂，是清代岭南的学术地标，长久以来被视作广东近代学风崛起的起点。美国学者麦哲维所著的《学海：19世纪广州的流动性与身份认同》有别于传统书院史研究视角，聚焦容易被忽略的议题：近代广州的文化话语权，究竟掌握在本土世居精英手中，还是外来流寓文人手里。

透过学海堂这一微观样本，这本书拆解了清代珠三角移民流动、地域身份博弈、城乡文化对峙的底层逻辑，让我们重新读懂近代广州的城市底色与文化归属。

■郭晔雯

学海堂的身份底色

道光四年（1824年），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越秀山修筑学海堂，明确将其定位为全省举、贡、生、监研习经解、诗文古文的专门书院。这座由封疆大吏创办的讲学公所，彻底改写了近代岭南的学术格局，后世评价“粤人知博雅，皆自此堂启之”，广东学术自此接轨全国主流学术潮流。

在过往认知中，学海堂是振兴岭南本土文教的里程碑。但美国学者、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任麦哲维，在著作《学海：19世纪广州的流动性与身份认同》中抛出了颠覆性视角：这座重塑广州文风的核心书院，主导者并非岭南本地宿儒，而是一群扎根广州的外来流寓之士。

这一论断首先打破了大众一个普遍的历史错觉：通商开埠之前，传统自然经济体系下的中国城市，不存在显著的人口流动与移民社群。事实上，清代前期商业发达的中心城市，早已遍布跨地域旅居群体。江南扬州作为清代盐业中心，富庶商圈几乎被徽州移民垄断；通商之前的上海，各地商帮早已落地生根：乾隆年间徽宁会馆、泉漳会馆、潮州会馆相继建成，各地旅外商人修建会馆、供奉地方神祇，抱团稳固异地经营生计，成为清代城市常态。

广州亦是如此。麦哲维通过梳理《学海堂录》发现一个关键数据：学海堂在册研习文人中，四分之一隶属番禺户籍，而这批番禺籍学人，大多是晚清迁入珠江三角洲的外来移民。学海堂创办者阮元本人是江苏仪征人，并非岭南本土人士。不难看出，为广州引入全国前沿汉学新风的，从一开始就是一群“异乡人”。

文脉定义权的争夺

麦哲维全书的核心命题，由此浮出水面：外来流寓文人，如何从广州的“城市他者”，转变为广州地域文化的官方代言人？

19世纪岭南文坛出现一种显著趋势：本土题材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其背后本质是一场地域定义权的博弈。谁能代表广州文化、何为正统的广州学术、岭南文脉的标准由谁制定，成为省城文人圈层的核心争端，而学海堂成为这场博弈的核心阵地。依托官方背书与学术资源优势，以流寓学者为核心的学海堂精英群体，逐步掌握话语权，将自身治学体系、学术理念标注为正统的“广州学术”。

学者陈澧的人生轨迹，是这一身份转化最典型的样本。陈澧，世称东塾先生，学海堂历任学长，公认的19世纪后期广东学术界标杆性人物，长期被视作本土广州学界代表。但族谱考证结果推翻了这一固有认知：陈氏家族祖籍浙江绍兴，是典型的南迁移民家族。

清代“绍兴师爷”闻名全国，乾隆中叶，陈澧的祖父陈士奇南下广州，依靠江南同乡舅父帮扶，通过在官府担任钱粮理问站稳脚跟；其父陈大经深耕广州商贸，依托洋行资源积累丰厚家产，家族就此定居番禺。严格来说，陈澧只是落地广州的第二代移民，并非原生本土广府人。

身份认同的矛盾，贯穿陈澧大半生。北上京城求学期间，他反复自称“江南寓客”，主动维系绍兴宗族纽带，坚持认同江南籍贯。学术层面，他深耕发源于江南的清代汉学（考证学），并依托学海堂平台在岭南大力推广。在麦哲维看来，陈澧始终游走在江南与广州双重身份之间，学术底色与身份归属，始终锚定江南文脉体系。

双重地域身份也深刻影响了陈澧的学术主张，由此催生了晚清思想史著名的陈澧“汉宋调和论”公案。

同治十年（1871年），陈澧重病濒死，病愈后撰写《自述》，宣告学术立场重大转向：放弃青年时期细碎的汉学考证，转向挖掘儒家经典大义，重新正视宋明理学的思想价值。以钱穆为代表的传统学界普遍将这次转向定性为全国汉学衰败的标志性事件，认定汉学发展穷途末路，宋学迎来复兴。

麦哲维则跳出全国思想史框架，从广州本地圈层视角给出全新解读。他提出，陈澧的汉宋调和并非个人学术顿悟，而是学海堂圈层、广州地域文化环境催生的必然结果。陈澧并未否定汉学正统地位，只是主张用宋学弥补考据学碎片化、重细节轻宏观的缺陷；其理论看似折中调和，实则对宋学体系做了更多曲解与改造。

归根结底，这套学术理论是为适配广州多元精英圈层而生：兼顾学海堂主流汉学体系与岭南本土理学思潮，平衡外来移民学者与本土文人的立场分歧。陈澧的学术选择，是自身移民身份、扎根广州学界圈层做出的本地化妥协与适配，是地域身份博弈在思想领域的直接体现。

学海堂掌握省城主流学术话语权，并不代表这套体系能被全岭南文人认同。南海九江学者朱次琦，就是最典型的反对者，构成19世纪广州精英文化的另一极。

朱次琦，世称九江先生，晚清岭南大儒，与陈澧齐名。咸丰二年（1852年）短暂出任山西襄陵知县，为官清廉政绩卓著，离任后终身隐居南海九江礼山草堂讲学，康有为等晚清名士皆出自其门下。不同于陈澧深耕省城学术圈层，朱次琦终身扎根珠三角乡村腹地，始终拒绝融入学海堂体系。学海堂曾为其保留学长席位长达二十年，郭嵩焘多次出面邀约，均被他委婉回绝。

二者的分歧，不止学术流派之争。学术层面，朱次琦尊崇朱熹理学，批判汉学碎片化治学目光狭隘，直言考证学无益世道，甚至拖累王朝治理；更深层的冲突，来自身份立场与文化圈层的对立。麦哲维指出，朱次琦抵制学海堂、排斥省城学术体系，本质是珠三角腹地本土文化对省城移民精英文化的反抗。

二者的出身底色天差地别。陈澧是南迁落地的江南移民；朱次琦宗族早在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便定居南海九江，是正宗千年世居广府宗族。珠三角广为流传的南雄珠玑巷南迁传说，为当地世居宗族确立了源自中原的正统源流叙事，这是省城外来流寓文人难以拥有的本土文化资本。

背靠九江富庶的沙田经济、稳固的宗族体系与乡村儒林圈层，朱次琦拥有足够底气与省城学海堂体系分庭抗礼。如果说，以学海堂为核心的省城文化，代表外来精英自上而下的文化辐射；朱次琦象征的腹地乡土文化，就是本土圈层的文化自立与价值对抗。一省一乡、一流寓一本土，两种姿态共同构成19世纪广州完整的精英文化版图。

地域文化的边界之问

首先，朱次琦并非完全游离在广州主流文化圈层之外。学海堂长期虚位以待、郭嵩焘亲自邀约足以证明，他始终被广州精英圈层视作圈内关键的“对立标杆”，是体系内部的制衡符号，而非彻底的外部反对者，城乡文化的边界远比二元对立模型更复杂。

其次，全书无意间弱化了阮元办学之前的岭南学术积淀。书中以嘉庆年间广东举子被讥讽不通《汉书》的轶事开篇，容易让读者形成“阮元之前广东学术真空”的刻板印象。事实上清初岭南三家——番禺屈大均、顺德陈恭尹、南海梁佩兰，早已撑起全国知名的岭南诗文文脉。

但这并不影响本书的核心价值。麦哲维的研究本意，并非梳理岭南学术源流，而是抛出一个更深刻的历史学命题：文化正统、地域标签、城市文脉从来不是天生固定的，而是人群流动、圈层博弈、话语权争夺塑造的结果。越秀山下一座学海堂，照见的不只是岭南文风的起落，更是近代广州这座移民城市，寻找自我身份的漫长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