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以湘西为文学母题，构筑了独树一帜的乡土世界。其笔下的田园诗意与原始生命力并存，既成为地域文学典范，也在时代语境中引发讨论。而其短篇小说《渔》，以渔猎日常包裹族群恩怨，以写实笔法承载象征意蕴，是解读其湘西精神世界的重要文本，却长期未受充分关注。本文即由此切入，探析《渔》所呈现的历史暗涌与乡土乡愁。
■赵咏冰
沈从文的小说大半取材于自己生活、游历过的故乡湘西，因而他当之无愧成为湖南地域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与向恺然之地域性未得认真研究恰恰相反，沈从文文学作品中的地域特色正是学者们努力探讨的一个主要面向。沈从文作品中的田园牧歌气氛、桃源乌托邦寄托、未受现代文明所污染的乡村世界最为人称道，而这一切美好的形象都来自沈从文对其家乡——湘西风情的描述，金介甫更因此指出，沈从文是中国最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也是他创造了湘西这一概念。这个湘西形象是否如牧歌般单纯早已有人表示质疑，此处无须赘述，仅就题材选择来看，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盛行时，这种为周作人、鲁迅等人所称道的地方趣味、异域情调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么在战争频仍、国难当头的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民族主义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引路明灯，对缺乏阶级斗争意识的乡土性的执着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了。事实上，沈从文对于中国之民族的改造远非漠不关心，而是有着与别人不同的宏图大愿。在沈从文的湘西构图中，风土人情的地方特异性与中国之作为古老民族的民族性其实正是同一种精神；因此故乡固然是沈从文的故乡，然而也是“万千读者心向往之的文学‘故乡’”。
被遮蔽的文本
《渔》作于1929年，发表于1931年5月，是沈从文作品中十分精彩的一篇。湘西山区水边农业社会的渔猎生活、《边城》及其他小说中兄弟的双重形象、宝刀与野花的意象等若干基本要素与沈从文其他的重要作品都有所呼应，不过这篇小说似乎没有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论述者甚少。
小说始于一个现时情境，华山寨吴姓族兄弟俩负责到河流上游沉船放毒药毒杀河里的鱼。在这个现时情境的背后是华山寨甘姓族人与吴姓族人绵延数百年的世仇，直到“近日因为地方进步，一切野蛮习气已然无存”，两族人分住乌鸡河两岸，开始合作捕鱼。这篇小说开头结尾均以捕鱼为描写场景，时间的计算、捕鱼工具及各项程序的准备、最后的收获以及孩子们在浅滩捡拾小鱼虾等，一如既往地秉持了沈从文的“写实”风范。
但这现时的现实性，并不是小说的单一情境，事实上沈从文所用的抒情笔调使得这篇小说更似一个象征主义的实验。甘姓家族出读书人及漂亮女子，吴姓小族则多强梁如虎；族人的宝刀在百年前用来砍杀宿敌，如今却“用来每年砍鱼或打猎时砍野猪这类事上”；兄弟俩孪生而异禀，哥哥矫健不凡，弟弟则有诗人气质，哥哥决意让宝刀沾染仇人的血，而弟弟却只流连山上不知哪位女子遗落的憔悴的野花。种种诗意对比，意在言外。此外小庙、木鱼、月光、姊妹星、荒滩等同样是可大做文章的象征意象。南洋华文文学大家王润华在一篇专论《渔》的文章中即分析了乌鸡河两岸古老土地上蛮荒与浪漫的抒情想象，在他看来，乌鸡河象征了苗族的时间之河、历史之河、众生活动之河，因此《渔》将沈从文文学的河流结构作了最好的诠释。
双重世界的营造
这些象征、隐喻或抒情固然反映了作家的文学手法，不过并非我的关注所在。这篇小说最能吸引我的仍然是沈从文对两种意境、两个世界的精心营造，这种情境的双重性并不是并置对照的关系，二者各自以历史与现实、野蛮与文明的形态出现，作者在对一个凝固的空间描绘中却深藏了历史的暗流。对兄弟捕鱼这一现实故事的叙述常常被沉睡在历史之河的往日梦打断，而人物对话往往字字珠玑，以此暗示渔猎故事背后所潜藏的传奇可能性，但又往往在关键时刻戛然而止。这种中断可以说是丰富小说想象层面的写作技巧，但同时也暴露了作者借此传达某种不确定的焦虑。
兄弟俩在月夜中对山上小庙的造访颇有反现实主义的诗意，王润华称其具有抒情诗一般朦胧与梦幻的意境，而这一个梦境在精神上正延续了《医生》中不确定的世界。甘、吴两族人暂停硝烟，除了“文明进步”的影响之外，也因为甘姓朝字辈人已无一生存，唯有一女子大水时被冲走而下落不明，吴姓兄弟的祖传宝刀无用武之地，报仇似乎被淡忘。兄弟俩在山上小庙中与和尚商谈两族过去的许多故事，作者描述这位和尚“一身短僧服，大头阔肩，人虽老迈，精神勃勃，还正如小说上所描画的有道高僧”，并且有“大高明”的武功，“拿刀在手，略一挥动，却便飕飕风生，寒光四溢”。和尚回答兄弟俩关于和尚与他们父亲关系的问话，话里有话、欲言又止，他不但与兄弟俩的父亲“熟识”，“还……”后的省略号遮掩了自己的心事，更延宕了小说可能的叙事进程。和尚“想起了什么再不说话，他一面细细的端详月光下那弟兄的脸，一面沉默在一件记忆里”。见到兄弟俩佩的刀，他略带警觉地笑问：“今天为什么事来到这里？”在后来的谈话中，和尚还暗示朝字辈甘族人尚有人生存。王润华由此推测和尚为两族人格斗之后的幸存者，水中失踪的甘姓女子亦存于世上（之前弟弟曾猜测他在寺庙外拾到的野花来自甘族美丽的女子）。
本来无处可寻的一个复仇事件在被淡忘之后突然重新浮出水面，兄弟俩各怀心事地离开了寺庙。除了王润华的解读，这个寺庙奇遇或可解读为一个仇人见面不相识的偶遇事件，和尚的吞吞吐吐、满腹心事，对于宝刀的敏感，叙述者处处暗示这个和尚与甘、吴两族世仇的密切关系，吴家兄弟父亲去世前曾说宝刀上沾染了他们祖父的血，这和尚大概就是其仇人吧？然而接受父亲遗训要为家族报仇的兄弟俩，对和尚年轻时所做的坏事、他的俗家姓等有助于事件水落石出的关键细节都“忘”了询问清楚，因此一切都只是暗示并在暗示中若隐若现。
远去的乡土
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留下空白、无言的痕迹实在太多，王润华以及上文我的解读其实并不能穷尽这个故事的其他可能性，读者自可按照文中的蛛丝马迹另外建构若干个完整的叙事。但这篇小说对于沈从文之湘西想象的重要意义，却并不能只停留在虚幻的暗示或空白美学等文学手法本身。不论故事应当如何连缀，沈从文以渔猎活动中的兄弟俩为模板，塑造了一个勤劳、勇敢、自足但同时也保持了原始性的民族，蛮荒、神秘与蒙昧的地方性正是湘西印象。这本不足为奇，但地方的进步，却使这样“真实”的湘西随历史尘烟消散而逐渐成为消失的民族、消失的空间。就像文明之取代野蛮，现实湘西的渔猎生活对于消逝中湘西的恩怨过往便有一种补偿性的替代：既然得知仇人在世，但兄弟俩似乎并没有追究的意图，哥哥手中宝刀唯有“在月光下挥刀撩砍水面为药所醉的水蛇，似乎也报了大仇”，弟弟在渔猎活动中则只获得了憔悴的野花，因此“关于报仇，关于女人恋爱，都不是今夜的事，今夜是‘渔’”。兄弟俩肩负的恩怨情仇如同一个过去时代的乡土旧事，在现实中去而复返，如影随形，但无法兑现。
尽管如此，在消逝中真正勇敢的湘西民族精神却依然左右着民族的深层记忆。这片承载旧年往事的湘西土地，便在现实之中遗留下了岁月远去的痕迹。掩卷而思，《边城》中翠翠听士兵吵嘴而突如其来的恐惧感，《传奇不奇》中田家老九在官兵围剿土匪的混乱中逃脱等，未尝不暗示着一段远去、不复重现的乡土旧事如何隐约影响当下的湘西。在我看来，这种怅惘怀旧的想象构成了沈从文小说叙事的深层动机。如果说他笔下生趣盎然的湘西河街、行船及流动的人群构成了鲜活真切的乡土日常，其质朴、勇武、性灵的习俗与法制森严、刻板无情的官僚社会互为映照；那么在其如水一般忧郁的文本之中萦绕不散的，还有一段已然远去的乡土旧事，它或许呼应楚辞、桃花源及侠义往事等文学虚构的空间（与世隔绝的山洞、梦境般的传奇以及并未发生的仇杀事件），只不过，这段旧事虽不落言筌，从而弥散在历史与文化记忆之中，却萦绕不散地映照现实，并可能正坐落在“现实”的湘西。
哈佛大学汉学教授王德威指出，沈从文的湘西建立在其想象的乡愁之上，因此，即使是河街水域的现实湘西也已经成为“过去社会的风俗画”乃至“历史陈迹”。沈从文自己也意识到他的小文所涉及的地方人事、风俗习惯在年轻一辈看来已是“天方夜谭”，而湘西之成为过去、记忆以及文字，在这个层面上的湘西之现实何尝不是一段已然消散的乡土幻梦。（本文摘自《江湖与游侠：阅读平江不肖生、沈从文与丁玲》，东方出版中心）
■赵咏冰
沈从文的小说大半取材于自己生活、游历过的故乡湘西，因而他当之无愧成为湖南地域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与向恺然之地域性未得认真研究恰恰相反，沈从文文学作品中的地域特色正是学者们努力探讨的一个主要面向。沈从文作品中的田园牧歌气氛、桃源乌托邦寄托、未受现代文明所污染的乡村世界最为人称道，而这一切美好的形象都来自沈从文对其家乡——湘西风情的描述，金介甫更因此指出，沈从文是中国最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也是他创造了湘西这一概念。这个湘西形象是否如牧歌般单纯早已有人表示质疑，此处无须赘述，仅就题材选择来看，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盛行时，这种为周作人、鲁迅等人所称道的地方趣味、异域情调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么在战争频仍、国难当头的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民族主义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引路明灯，对缺乏阶级斗争意识的乡土性的执着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了。事实上，沈从文对于中国之民族的改造远非漠不关心，而是有着与别人不同的宏图大愿。在沈从文的湘西构图中，风土人情的地方特异性与中国之作为古老民族的民族性其实正是同一种精神；因此故乡固然是沈从文的故乡，然而也是“万千读者心向往之的文学‘故乡’”。
被遮蔽的文本
《渔》作于1929年，发表于1931年5月，是沈从文作品中十分精彩的一篇。湘西山区水边农业社会的渔猎生活、《边城》及其他小说中兄弟的双重形象、宝刀与野花的意象等若干基本要素与沈从文其他的重要作品都有所呼应，不过这篇小说似乎没有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论述者甚少。
小说始于一个现时情境，华山寨吴姓族兄弟俩负责到河流上游沉船放毒药毒杀河里的鱼。在这个现时情境的背后是华山寨甘姓族人与吴姓族人绵延数百年的世仇，直到“近日因为地方进步，一切野蛮习气已然无存”，两族人分住乌鸡河两岸，开始合作捕鱼。这篇小说开头结尾均以捕鱼为描写场景，时间的计算、捕鱼工具及各项程序的准备、最后的收获以及孩子们在浅滩捡拾小鱼虾等，一如既往地秉持了沈从文的“写实”风范。
但这现时的现实性，并不是小说的单一情境，事实上沈从文所用的抒情笔调使得这篇小说更似一个象征主义的实验。甘姓家族出读书人及漂亮女子，吴姓小族则多强梁如虎；族人的宝刀在百年前用来砍杀宿敌，如今却“用来每年砍鱼或打猎时砍野猪这类事上”；兄弟俩孪生而异禀，哥哥矫健不凡，弟弟则有诗人气质，哥哥决意让宝刀沾染仇人的血，而弟弟却只流连山上不知哪位女子遗落的憔悴的野花。种种诗意对比，意在言外。此外小庙、木鱼、月光、姊妹星、荒滩等同样是可大做文章的象征意象。南洋华文文学大家王润华在一篇专论《渔》的文章中即分析了乌鸡河两岸古老土地上蛮荒与浪漫的抒情想象，在他看来，乌鸡河象征了苗族的时间之河、历史之河、众生活动之河，因此《渔》将沈从文文学的河流结构作了最好的诠释。
双重世界的营造
这些象征、隐喻或抒情固然反映了作家的文学手法，不过并非我的关注所在。这篇小说最能吸引我的仍然是沈从文对两种意境、两个世界的精心营造，这种情境的双重性并不是并置对照的关系，二者各自以历史与现实、野蛮与文明的形态出现，作者在对一个凝固的空间描绘中却深藏了历史的暗流。对兄弟捕鱼这一现实故事的叙述常常被沉睡在历史之河的往日梦打断，而人物对话往往字字珠玑，以此暗示渔猎故事背后所潜藏的传奇可能性，但又往往在关键时刻戛然而止。这种中断可以说是丰富小说想象层面的写作技巧，但同时也暴露了作者借此传达某种不确定的焦虑。
兄弟俩在月夜中对山上小庙的造访颇有反现实主义的诗意，王润华称其具有抒情诗一般朦胧与梦幻的意境，而这一个梦境在精神上正延续了《医生》中不确定的世界。甘、吴两族人暂停硝烟，除了“文明进步”的影响之外，也因为甘姓朝字辈人已无一生存，唯有一女子大水时被冲走而下落不明，吴姓兄弟的祖传宝刀无用武之地，报仇似乎被淡忘。兄弟俩在山上小庙中与和尚商谈两族过去的许多故事，作者描述这位和尚“一身短僧服，大头阔肩，人虽老迈，精神勃勃，还正如小说上所描画的有道高僧”，并且有“大高明”的武功，“拿刀在手，略一挥动，却便飕飕风生，寒光四溢”。和尚回答兄弟俩关于和尚与他们父亲关系的问话，话里有话、欲言又止，他不但与兄弟俩的父亲“熟识”，“还……”后的省略号遮掩了自己的心事，更延宕了小说可能的叙事进程。和尚“想起了什么再不说话，他一面细细的端详月光下那弟兄的脸，一面沉默在一件记忆里”。见到兄弟俩佩的刀，他略带警觉地笑问：“今天为什么事来到这里？”在后来的谈话中，和尚还暗示朝字辈甘族人尚有人生存。王润华由此推测和尚为两族人格斗之后的幸存者，水中失踪的甘姓女子亦存于世上（之前弟弟曾猜测他在寺庙外拾到的野花来自甘族美丽的女子）。
本来无处可寻的一个复仇事件在被淡忘之后突然重新浮出水面，兄弟俩各怀心事地离开了寺庙。除了王润华的解读，这个寺庙奇遇或可解读为一个仇人见面不相识的偶遇事件，和尚的吞吞吐吐、满腹心事，对于宝刀的敏感，叙述者处处暗示这个和尚与甘、吴两族世仇的密切关系，吴家兄弟父亲去世前曾说宝刀上沾染了他们祖父的血，这和尚大概就是其仇人吧？然而接受父亲遗训要为家族报仇的兄弟俩，对和尚年轻时所做的坏事、他的俗家姓等有助于事件水落石出的关键细节都“忘”了询问清楚，因此一切都只是暗示并在暗示中若隐若现。
远去的乡土
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留下空白、无言的痕迹实在太多，王润华以及上文我的解读其实并不能穷尽这个故事的其他可能性，读者自可按照文中的蛛丝马迹另外建构若干个完整的叙事。但这篇小说对于沈从文之湘西想象的重要意义，却并不能只停留在虚幻的暗示或空白美学等文学手法本身。不论故事应当如何连缀，沈从文以渔猎活动中的兄弟俩为模板，塑造了一个勤劳、勇敢、自足但同时也保持了原始性的民族，蛮荒、神秘与蒙昧的地方性正是湘西印象。这本不足为奇，但地方的进步，却使这样“真实”的湘西随历史尘烟消散而逐渐成为消失的民族、消失的空间。就像文明之取代野蛮，现实湘西的渔猎生活对于消逝中湘西的恩怨过往便有一种补偿性的替代：既然得知仇人在世，但兄弟俩似乎并没有追究的意图，哥哥手中宝刀唯有“在月光下挥刀撩砍水面为药所醉的水蛇，似乎也报了大仇”，弟弟在渔猎活动中则只获得了憔悴的野花，因此“关于报仇，关于女人恋爱，都不是今夜的事，今夜是‘渔’”。兄弟俩肩负的恩怨情仇如同一个过去时代的乡土旧事，在现实中去而复返，如影随形，但无法兑现。
尽管如此，在消逝中真正勇敢的湘西民族精神却依然左右着民族的深层记忆。这片承载旧年往事的湘西土地，便在现实之中遗留下了岁月远去的痕迹。掩卷而思，《边城》中翠翠听士兵吵嘴而突如其来的恐惧感，《传奇不奇》中田家老九在官兵围剿土匪的混乱中逃脱等，未尝不暗示着一段远去、不复重现的乡土旧事如何隐约影响当下的湘西。在我看来，这种怅惘怀旧的想象构成了沈从文小说叙事的深层动机。如果说他笔下生趣盎然的湘西河街、行船及流动的人群构成了鲜活真切的乡土日常，其质朴、勇武、性灵的习俗与法制森严、刻板无情的官僚社会互为映照；那么在其如水一般忧郁的文本之中萦绕不散的，还有一段已然远去的乡土旧事，它或许呼应楚辞、桃花源及侠义往事等文学虚构的空间（与世隔绝的山洞、梦境般的传奇以及并未发生的仇杀事件），只不过，这段旧事虽不落言筌，从而弥散在历史与文化记忆之中，却萦绕不散地映照现实，并可能正坐落在“现实”的湘西。
哈佛大学汉学教授王德威指出，沈从文的湘西建立在其想象的乡愁之上，因此，即使是河街水域的现实湘西也已经成为“过去社会的风俗画”乃至“历史陈迹”。沈从文自己也意识到他的小文所涉及的地方人事、风俗习惯在年轻一辈看来已是“天方夜谭”，而湘西之成为过去、记忆以及文字，在这个层面上的湘西之现实何尝不是一段已然消散的乡土幻梦。（本文摘自《江湖与游侠：阅读平江不肖生、沈从文与丁玲》，东方出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