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
“留白是生活的技艺”
“留白”是一个中国艺术里的概念，字面意为“留下空白”，指在创作中刻意保留未施笔墨的空白处，后来逐渐演变成营造意境、调和虚实、赋予作品想象空间的核心美学原则。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将其作为书名，却并不是为了讨论绘画技巧或带有什么“浪漫主义的气息”，而是旨在作为一种“关于生活的反思与惯常误解的提示”，或者用书中的话来说，“留白是生活的技艺”。
从书中的描述看，如今人们的生活中，之所以会需要“留白”，乃是因为生活在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的人们，存在持续的焦虑和沉重的无力感。读者当然很容易理解并认同这样的判断。而这种“普遍的精神危机和心灵状态的持续”，在作者看来，却“可能不仅仅来自时代的巨变，还源自我们的某些认识和理解的误区”。书中并因此断言，“肯认自身能力的边界限制实际上不是可选项，而是一个不得不接受下来作为思考和理解起点的必选项”。顺便提一句，虽然作者谦称自己“只是一个受过一些哲学方法训练的理论工作者”，但这本书里还是不难找到一些哲学概念用词，比如这句话里的“肯认”，在哲学语境里，就与日常用语中的“认可”“认同”有本质的层次差异。
“人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为什么“肯认自身能力的边界限制”会显得如此重要呢？这是为了避免陷入“确定性陷阱”。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概念。毕竟，在日常生活中，“不确定性”似乎就意味着风险。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就是，假如某一天的早上，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发生了信号故障，就意味着数以万计的上班族将会面临上班考勤迟到甚至整个工作计划的混乱。因此，用书中的话来描述“确定性”的话，它“在心理意义上就意味着安全感”。
然而作者对这种安全感提出了警告：以为“一切尽在掌握”，其实并不可能。因为“我们不仅没有对自我的完全掌控力，更不可能解决‘他人不同意’这一无解的难题”，“只要出现了自我和他人，我们就会出现关于确定性的无力感和随之而来的焦虑”。无论如何，在一个高度依赖分工的现代社会，“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部分，哪怕它显得再微不足道，都需要高度的社会协作和稳定的社会分工”“每一个人的生活都需要无数从未谋面、并不相识的人及其工作来保障”。而在这样的链条里，“人，就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意料之外”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本身不具备完全掌控和计算生活的能力”，因此，“以追求确定性的方式来规避不确定带来的情绪与效率损耗”就如同堂吉诃德与风车的战斗一样，既不可能得手，也无从收场。而书中对此提出的解决之道则是，“做一个匿名的道家”吧。作者甚至在书中写道，“在我眼里，道家最好玩”。这句话倒也不是随口一说，作者本人正是道家与道教的专业研究者，出版过多部相关学术著作。
众所周知，在先秦的诸子百家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带有“出世”的倾向。荀子就评论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但作者则认为，正是因为道家的视角“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尘世的琐碎与当下的囿限”，才“彰显了古代智者面对生活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也就是“以留白和知止的方式，与那个在命运中飘荡、于日常中奔波的自我和解”，建立一种平和而不消极、松弛而不废弛的生活态度。
且不论客观条件是否允许每一个人都成为“生活中的道家”，书中的一个论断的确是不言自明的，“现代社会对于确定性的要求不仅是过高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在本质上，这就要求一个人如同一台庞大且精密的仪器里的齿轮一样，“严丝合缝且毫无破绽”。
或许，在直到不久之前，人们还是确信，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将人异化为机器”。但在AI能力突飞猛进的这几年，另一个或许更令人不安的前景也逐渐浮出了水面——这就是让AI操控机器自主运行，而不再需要人类介入了。
“人的价值刻度超过功用”
在今天这个社会，“从功能或者工具的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物品乃至人的价值往往被要求体现在‘有用处’上，要不然就是‘没用的（摆设）’”。但就像作者在书中指出的那样，“用生产性技能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是浅薄和短视的”，因为“技术进步和新器物的产生，往往会带来基于技能的对应的人的‘用处’的消失”。从历史上看，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铁路出现后，马车被淘汰，马车夫驾驭马匹的技能也就被抛出了“有用处”的价值光谱。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越来越多的技能变得“没有用处”。譬如，人们在拥有了计算器以后大概就不会再用算盘。而朝着自动驾驶的每一个进度，都在动摇“驾驶员”这一职业未来的存在理由。更不用说AI的发展，以及让人产生了“大语言模型吞噬一切”的惊呼，从绘画到编程，人类的脑力劳动似乎也会沦为对于社会生产显得“没有用处”的技能。毕竟，就像书中坦率承认的那样，“一个职业的已有专业知识拥有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超过一个大语言模型在知识上的储备、调动、组合能力及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延续今天的价值观，结论似乎将是不言自明的：在AI的冲击下，人类将丧失自己的价值。这无疑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观点。作者因此也在书中提到了一个与“留白”有所联系的看法，“围绕着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理解，说明让人的根本价值脱离‘实用性’或‘工作理性’的必要性”，也就是“人的价值刻度：超过‘功用’”。
这就是书中提到的“无用之用即大用”（《庄子·人间世》），所有技巧练习都是人格养成和精神修养的手段。论证这一点时，作者又回到他熟悉的庄子。“庖丁解牛”是一个著名的典故。神乎其技的庖丁拥有令人惊叹的解牛之技，然而他自己对此的解释却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在庄子的眼中，这正是道与技的先后与主次关系。对于天道的体认是庖丁持续自修的根本目标和实际收获，而这一收获的表现形态才是“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的解牛之技。对于庖丁而言，无论是否专注于解牛，其根本目标都是天道；解牛或其他技艺，都是他贴近和体认天道的具体操练形态。作者也因此相信，“只有拒绝耽于‘用处’的安逸，投身于‘无用’的自我修养，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开放且充满无限可能的、不断自我成就的生命”。如果用孔子的话来说，这就是“君子不器”，也就是通过自我修养培养更加完善的人格，而非成为具有某种技能的“工具”。
从道理上说，这番论断相当有说服力，与过往学界对于现代性对人的异化的批评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读者或许也会对此生出“知易行难”的感慨。作者当然也谈到了这方面的路径：以理想主义建立自我价值的基点，用自我尊重而非“社会功利评价”标定生活的意义，“用高度的自觉来锚定自我价值的基点”。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自我尊重或许尚有余地，扭转“社会功利评价”可能才是真正的难关。毕竟，作者在书中同样写到了这么一句话，“当代社会的一个典型情况是‘理想’的正午和‘理想主义’的黄昏同在”。在现实面前，理论尤其显出几分无奈：“在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社会竞争的剧烈面前，任何在心灵意义上的自洽都是极度脆弱的。”这样的无力感，显然不是这本名为《留白》的小书所能解决的问题。
至于《留白》这本书本身，作者也留下了一处自陈的遗憾：本书“在总体上体现了长期从事专业理论研究和写作的作者的通病”，也就是“文字的艰涩和表达的繁复”。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书里。在《为什么还需要严肃阅读》这一章节里，作者提醒读者，“严肃且长篇的阅读始终是人类理智建构和精神生活中不绝如缕的潜流”，严肃阅读的习惯，以及具有深度的理解力的获得，“往往需要长期且艰苦的实践性训练，同时要通过训练形成独特且符合时代特征的知识架构、批判视角和理解能力”。因此，“任何意义上的，基于阅读行为的心灵触动都是极为珍贵的契合”。从这个角度说，阅读这样一本略显艰涩的书，本身或许就是一次“无用”的自我修养；而这“不绝如缕的文气”，似乎也正是“留白”所要守护的、属于人类本身的独特价值之一。